“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，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，小镇造谣家。”

　　“我说爸，男人家暴不丢人，女人离婚丢人，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，还蹦起来打的？！”

　　这位来自山东临沂的农村妇女，是两个女儿的妈妈，是村里的信息中心主任，当过环卫工人，也是两年前刚入行的脱口秀新人。

　　她在舞台上分享自己在村里当信息中心主任是“嚼人舌根”，调侃不争气还家暴的前夫，以及漠视女儿婚姻不幸、以“丢脸”为由劝阻她离婚的父母。

　　欢笑之间，我们看见一位出身草根的女性，通过讲脱口秀，走出前半生的困苦，迎来新生。

　　当一个女人拥有拿起话筒表达自我的五分钟，她讲述的就不仅是自己的故事，也是广大女性的处境。

　　在一个又一个五分钟里，我们照见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，促进平等的交流与理解。

　　房主任的脱口秀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，在于她完成了一次生命之间真诚的言说，展现了挣脱桎梏的重生力量。

　　在房主任身上，我们看到许多中年女性的影子。她们出身底层，为了孩子隐忍家庭和生活的重压，如此操劳半生，日子一眼便望得到头。

　　但房主任没有让观众的情绪停留在惋惜与心痛中。她用朴实幽默的话语，讲述自己面对逆境的挣扎与不认命，把隐忍的沉默转化为有力的表达。

　　她通过讲脱口秀展露与解放自我，找到了困苦生活的出口。去年，她正式离婚，带着女儿净身出户，上演了脱口秀界的“出走的决心”。

　　正是这九游娱乐NineGame种以言说撬动现实的姿态，使她的表达不再只是个人命运的回顾，而是一种身份的建构与力量的显现。

　　草根出身、中年妇女、家暴经历者、单亲妈妈等多重身份交织，让她的故事既承载着女性觉醒意识，也体现出生命的韧劲。

　　女性的言说从来不只是个体化的表达，它也意味着彼此的、群体间的“看见”与“托举”。

　　节目播出后，房主任的大女儿发文表达感动，说母亲是自己心中“当之无愧的第一名”。女儿深知妈妈上台前的来时路，走得又远又辛苦。

　　两年前，房主任在观看脱口秀演员李波的线下专场时，因互动环节金句频出而被看见。李波不断将话筒递给她，并鼓励道：“你应该来讲脱口秀。”正是李波递出的话筒，让房主任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。

　　同样的互助贯穿于节目中其他女演员的表演。从杨笠支持女性“上桌”，说“我们以后就讲这个了”，到王越在节目中谈论月经不适，唐香玉分享三姨不再催婚而是看见女性人生更多可能，嘻哈以自身职业经历呼吁空姐穿裤自由。

　　从“上桌”到“留在桌上”，女性之所以不断发声，是因为言语影响实践，其本质是一种权力结构。

　　房主任以及一众女演员所做的，并不仅是讲段子，还是在争取说话的资格和平等地被看见的权力。

　　从代际托举到社群支持，女性发声构建起相互支撑的网络，使更多经验被共享、更多声音被放大、更多问

　　许多网友表示，房主任的段子又好笑又好哭。这种五味杂陈的观感，体现了脱口秀像一面镜子，反射出不同人生的复杂经历。

　　这种表现力，不仅在于脱口秀作为言说形式本身的特征，也在于言说者本人对生活经验的解读和呈现。

　　人们都说脱口秀是一门冒犯的艺术。诚然，许多脱口秀以嘲弄关于特定人群的刻板印象取乐，例如许多段子多多少少带有厌女、种族歧视、低俗幽默色彩。

　　但在当下，许多年轻人讲脱口秀时，将冒犯的箭头指向自身。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取材，通过自嘲和调侃，解构了那些烦人的、令人难过的、一时无解的人生大小事。

　　倒霉甚至痛苦可以被拿来开玩笑、一笑了之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，打破表演者和观众之间“是否冒犯”的顾虑和隔阂，构建起可以大胆吐槽、更利于产生共鸣的场域。

　　因此，脱口秀是较为包容的，它鼓励言说者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分享负面体验，也允许观看者对这种苦中作乐的表达大笑与欢呼。

　　比起幸福美满，在生活里跌跌撞撞、衰得旗鼓相当更有喜剧效果。的确，喜剧的内核是悲剧，但脱口秀并不止步于此。

　　当唐香玉分享自己在老家终于可以上桌吃饭但仍吃不到炸蚂蚱时，当房主任讲述自己离开家暴的丈夫并通过讲脱口秀重获新生时，当黑灯、小佳谈论自己作为残障人士日常经历的大小挫折和隐性歧视时，观众们心中酸楚，明白此刻笑着说出的背后是太多失望与疼痛。

　　但能够被言说的，不是反刍不幸的恋痛，也非陷入绝境的自怨自艾，而是那些自愈后结的疤，是跌倒后也敢直面过往的那个转身。

　　这是一种深刻而全面的自剖，是对社会中他人类似处境的洞察和体会，也是一种深信，信自己的宣泄是有力的。

　　只有如此，才能解构痛点，让它不仅是笑料，也能在观众心中留下，有所回响。

　　皮埃尔·布尔迪厄认为，资本并不只是金钱或物质资源，也有文化层面的体现，例如受教育程度、知识素养、审美趣味等等。文化资本和社会阶层密切相关，是维持社会等级结构的重要机制。

　　无论自己的出身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个场域内较为自然地表达自我、倾听他人。

　　这一过程加强了不同生命体验的自我呈现，促进不同群体间对多元身份的理解与共鸣。

　　节目播出后，房主任发布自己录制期间拍摄的vlog。评论区的大家纷纷共情她的经历、为她感动欣喜。

　　它是对群体身份认同的回应，也是用苦中作乐的态度说上一句“嘿，我也在这里。”

　　但当灯光熄灭、离开这个包容多元的场域后，我们也不得不追问，那些没有被听见、没有说出口、没有上台的人，又在哪里？

　　那些失业者、离异者、残障者、社会中较为边缘隐形的人群是否也能拥有一个言说的机会，一个可以被回应的空间？

　　这可能恰恰说明，我们提供给不同群体公平地表达自我、让自己被看见的机会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。

　　脱口秀的舞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，因为被看见的途径较少，意味着社会层面的公共支撑也有待加强。

　　我们需要保持关注，保持追问，保持看见的意愿，关注表达和行动之间的那个渠道，那些言行的出口，是否足够。

　　回到房主任的故事。我们被打动，不只是因为她说出了自己的过往，还是她让大家看见了说话这件事本身的分量。

　　说，是对沉默生活的反击，是对隐形身份的诠释，是对结构性压迫的微小质疑。

　　但现实中，有太多人的声音始终没有“出口”，不是他们不想说，而是他们的发声被埋没在了更主流、人们更习以为常的声量下。

　　《看不见的女性》指出，许多日用品、制度和规划在设计默认参照和模型时，并不包含女性样本及数据。

　　比如，许多城市交通设计依据“家-公司”的通勤路径，默认这是最普遍的出行方式。但这种设计忽视了女性中常见的“送孩子、买菜、照顾老人、上班”的链式出行模式。

　　更碎片化的路径和更多样的目的地没有被纳入城市道路规划之中，隐形中加重了在职场和家庭之间奔波的女性的时间与精力负担。

　　在更具体的生活细节中，诸如车辆的座椅、把手、安全气囊设计，空调系统的温度设定标准，手机屏幕的尺寸，医学研究和药物临床试验样本等等，都存在女性样本的数据缺口。

　　当然，社会中容易被忽视的，不止女性。当我们在脱口秀中欢笑喝彩时，我们也要意识到，发声本身，并不等于改变。

　　我们所希望的出口，不会让表达和发声停留在短暂热潮中被消费，终被遗忘在五分钟的段子之后，而是能给予每一种声音应有的尊重，也能触达最终改变现实的举措，实现表达与实际行动的握手。